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胃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其中，CD可累及全消化道，主要有炎症、狭窄或穿透型表现。其中，近50%患者会出现肠道狭窄、瘘管和脓肿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其他慢性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患者类似，CD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压力，20%~35%的缓解期患者存在焦虑或抑郁情绪，复发或活动期患者的焦虑或抑郁发生率则更高（40.7%~75.6%）^[1]。

本研究旨在通过了解CD患者的精神心理状况，进一步分析其焦虑、抑郁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以更好地为CD患者提供心理支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前瞻性分析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100例CD患者的临床资料。CD诊断符合我国2018年发布的《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纳入标准：（1）年龄16~70岁；（2）有能力理解和完成调查问卷；（3）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不能自行或在专业人员辅助下填写问卷；（2）目前或曾经诊断患有精神疾病；（3）有严重合并症，如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肿瘤、严重肺功能不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等；（4）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同期纳入85例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Y2021-239）。

1.2 观察指标 1.2.1 基本临床资料

采集所有纳入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否吸烟、发病年龄、病程、有无肠外表现、CD相关外科手术史、用药情况等信息。

1.2.2 焦虑和抑郁评估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评估焦虑和抑郁。SAS和SDS均包含20个条目。患者完成自评后，各条目得分总和乘以1.25，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其中，SAS≥50分为焦虑，SDS≥53分为抑郁。

1.2.3 疾病活动度

CD疾病活动度通过Harvey-Bradshaw指数（HBI）^[3]和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 report outcome, PRO）^[4]来评估。其中，HBI≥5分为有临床疾病活动；PRO共有2个条目（又称为PRO2），通过患者报告的平均每日大便次数及每日腹痛程度来评估临床疾病活动度，平均每日大便次数评分≤1.5分和腹痛评分≤1分时评估为0分。

1.2.4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CD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采用IBD患者生存质量问卷（IBDQ）^[5-6]和慢性病治疗功能评估-疲劳量表（FACIT-F）^[7]评估。IBDQ共包含32个问题，涵盖肠道症状（稀便、腹痛）、全身症状（疲劳、睡眠模式）、情感功能和社会功能共4个方面的内容，总分为32~224分，分数越高说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越高。FACIT-F量表包含13个条目，每一项均根据5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总分为0~52分，分数越低说明疲劳程度越高。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焦虑、抑郁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水准（α）为0.05。

2 结果 2.1 基本临床资料

患者多为男性（61例，61.0%），年龄（35.05±11.23）岁，体质量指数（21.26±3.89）kg/m²，病程（6.16±5.25）年；37.0%处于活动期（HBI≥5分），42%认为自己腹痛和大便次数增多（PRO2=1）。患者其他人口学资料及临床表现见表 1。

2.2 两组焦虑、抑郁比较

结果（表 2）显示：CD组与对照组人群性别构成、年龄及文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患者中有58例（58.0%）存在焦虑、43例（43.0%）存在抑郁，与对照组（9.4%、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2.3 CD患者焦虑和抑郁影响因素 2.3.1 单因素分析

结果（表 3）显示：有无焦虑患者间性别、有无肠外表现、疾病活动度（HBI和PRO2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无抑郁患者间文化程度和疾病活动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2.3.2 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 4）显示：患者为女性、具有肠外表现、疾病处于活动期（PRO2=1）发生焦虑的风险增加（P=0.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和疾病处于活动期（PRO2=1）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增加（P < 0.05）。

2.4 焦虑、抑郁对CD患者健康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 5）显示：与无焦虑、抑郁情绪的CD患者相比，焦虑、抑郁患者的IBDQ及FACIT-F总分均明显降低（P < 0.05）。焦虑患者的IBDQ各维度评分均低于无焦虑者（P < 0.05）；抑郁患者的肠道症状、全身症状和情感功能评分降低（P < 0.05）。

3 讨论

IBD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尽管IBD相关治疗技术已取得飞速发展，但与CD和UC相关的伤残和精神心理问题仍持续影响患者，甚至在疾病缓解期，许多患者仍有相关精神心理问题，尤以疲劳感常见^[8]。IBD患者的这种慢性症状负担通常与持续的炎症反应关系不大，而与压力、焦虑和抑郁密切相关^[9-10]。IBD长期困扰所致的慢性压力会导致患者逐渐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而焦虑和抑郁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病情控制造成不良影响。

一项加拿大队列研究^[11]显示，IBD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分别为健康人群的3~5倍和2~4倍。由于症状难以控制和对治疗效果不确定，IBD患者在确诊前后1年内最易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11-12]。一项系统综述^[12]显示，近1/3的IBD患者有焦虑症状，1/4的患者有抑郁症状，且活动期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较缓解期更高。Mikocka-Walus等^[13]的一项系统综述显示，活动期IBD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比例分别为66.4%和34.7%，而缓解期分别为28.2%和19.9%。本研究中，合并有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患者比例分别高达58%和43%。

CD主要表现为腹痛、持续腹泻、体质量减轻和疲劳。大部分CD患者在青年时期发病，并长期经受疾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日常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研究^[12]发现，CD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高于UC患者（OR=1.2, 95%CI 1.1~1.4）。其中，女性、出现肠道狭窄、肛周疾病及病程长的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更高^[14]。此外，应激生活事件所致的精神心理压力可加重CD患者的疾病活动度^[15]。本研究显示，女性、有肠外表现、疾病处于活动期为CD患者发生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和疾病处于活动期（PRO2=1）为患者发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疾病处于活动期（PRO2=1）是CD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的共同危险因素。PRO2是患者根据大便次数及腹痛程度进行自我评估的量表，主观感受体现更为明确，这2种症状的变化更易引起焦虑、抑郁。

IBD病程较长、病情难以预测，且患者腹痛、腹泻反复发作，导致患者生存质量受到不良影响。相对于健康人群，IBD患者的生存质量处于较低水平^[16]。IBD患者的疾病活动度、病程、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均与其生命质量密切相关，且抗抑郁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健康生命质量。本研究也发现，有焦虑和抑郁情绪的CD患者的健康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更容易感到疲劳。而50%以上临床缓解期和80%以上活动期IBD患者存在慢性疲劳，患者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社会功能均下降，增加了社会成本和负担^[8]。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CD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的风险较高，其风险与患者的疾病活动度密切相关，有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患者更易感到疲劳、健康生命质量下降。因此，关注CD患者的心理健康，提高对CD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相关影响因素的认识，并及时给予恰当干预，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