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以来，我国武汉等地陆续发现多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病例，现已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1-2]。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正式分类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3]。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病毒导致的疾病称为冠状病毒-20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4]。人类目前对COVID-19的认识有限，且SARS-CoV-2传染性强, 人群普遍易感，尚无特效药。截至2020年2月20日24时，国家卫健委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 465例^[5]。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达1 716例，其中死亡5例^[6]。

在面对特大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危机时刻，医务人员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参与救援，成为救援队伍中的核心力量^[7]。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参与应对的医务人员大多没有应对经验和足够的准备，往往会出现恐惧、焦虑情绪，导致心理功能紊乱。社会支持指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包括各类人员及组织给予个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及支援，反映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8]。社会支持可直接促进个体积极应对，也可以通过缓冲恐惧、焦虑等心理对个体产生负性作用，间接促进个体积极应对^[9]。陈继军等^[10]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可减轻生理及心理应激，调节心理健康正向发展，显著降低负面的心理危害，而消极应对则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新冠肺炎抗疫期间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是否受此影响，值得关注。因此，本研究通过评估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医务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反应、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现状，探讨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为抗疫医务工作者进行心理调适，给予必要社会支持，促进积极应对，提供参考依据和干预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某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临床一线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共1 326名。纳入标准：定点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排除标准：进修人员；病休、产假。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伦理(研)2020年第22号]。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职称、婚姻状况等信息。

1.2.2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量表

采用高延等^[11]编制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量表评估调查对象的心理状况。该量表包括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和疑病5个维度，共计25个条目；调查对象情绪反应发生的程度(没有、轻度、中度、重度)和频度(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对应分值为0、1、2、3分，每个维度的总分除以项目数，即为该维度的得分，理论最高值为3分，最低值为0分。维度得分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在该维度上的情绪反应越重。量表 5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在0.7552~0.8042，5个维度重测相关系数在0.401~0.920之间，总分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631。

1.2.3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12]评估调查对象社会支持现状。SSRS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本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总分为65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人的社会支持越好。3个维度得分越高，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多，社会支持来源越多，社会支持资源应用越好。

1.2.4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13]编制的简易方式自评量表，共计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应对由12个条目组成，主要反映了积极应对的方式和特征。消极应对由8个条目组成，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方式和特征。采用0~3级评分法，0表示“不采取”，1表示“偶尔采取”，2表示“有时采取”，3表示“经常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评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评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重测相关系数为0.89。

1.3 调查方法

利用“问卷星”制作调查问卷，问卷指导语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填写方法等，每个选项均设置为必答选项，生成二维码，发到微信群，待医护人员填写完毕后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有1 326名在定点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参与，其中有效问卷1 2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55%。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和%描述，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α)为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参加本次调查的1 267名医务人员基本情况详见表 1。

2.2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现状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估总分为0.407(0.481)分，各纬度评分从高到底依次为：恐惧评分为1.167(0.833)、神经衰弱评分0.400(0.600)分、抑郁评分为0.167(0.667)分、疑病评分为 < 0.001(0.500)分、强迫-焦虑评分为 < 0.001(0.200)分。结果(表 2)显示：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估总分及恐惧、疑病两个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医技人员与医生心理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医技人员心理评分较医生高，且其恐惧、疑病维度最为突出(表 3)。

2.3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社会支持现状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医务人员SSRS总分为26.00(14.00)分，客观支持为10.00(6.00)分，主观支持为23.00(8.00)分，社会支持利用度8.00(2.00)分。结果(表 2)显示：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客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两个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医技人员与护士客观支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医技人员客观支持低于护士(表 3)。

2.4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方式现状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方式总分为26.00(14.00)分，积极应对为20.00(12.00)分，消极应对为6.00(6.00)分。结果(表 2)显示：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5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相关性

结果(表 4)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与SSRS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r值分别为-0.161、-0.071、-0.164、-0.200)，即社会支持总分越低，心理总分越高，表明医务人员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其中抑郁与SSRS总分、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r值分别为-0.136、-0.142、-0.198)；神经衰弱与SSRS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r值分别为-0.183、-0.091、-0.189、-0.185)；恐惧与SSRS总分、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r值分别为-0.072、-0.068、-0.125)；强迫-焦虑与SSRS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r值分别为-0.143、-0.079、-0.132、-0.188)；疑病与SSRS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r值分别为-0.102、-0.072、-0.098、-0.100)。

对医务人员按岗位分层进行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5)显示，医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强迫-焦虑与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P < 0.05)，神经衰弱与客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P < 0.05)。护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神经衰弱、强迫-焦虑、疑病与SSRS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P < 0.05)，恐惧与SSRS总分、社会支持利用度负相关(P < 0.05，表 6)。医技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分、抑郁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P < 0.05)，抑郁、强迫-焦虑、疑病与社会支持利用度负相关(P < 0.05，表 7)。

2.6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相关性

结果(表 4)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均正相关(r值分别为0.189、0.432)，即心理总分越高，应对方式与消极应对总分越高，表明心理问题越严重，越容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其中抑郁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相关(r值分别为0.124、0.344);神经衰弱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相关(r值分别为0.191、0.426);恐惧与应对方式总分、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正相关(r值分别为0.204、0.090、0.340);强迫-焦虑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相关(r值分别为0.097、0.334);疑病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相关(r值分别为0.087、0.250)。

在医务人员按岗位分层进行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医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神经衰弱、恐惧、疑病与应对方式总分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P < 0.05)，强迫与消极应对方式正相关(P < 0.05，表 5)。护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神经衰弱、强迫-焦虑与应对方式总分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P < 0.05)，恐惧与应对方式总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P < 0.05)，疑病与消极应对均正相关(P < 0.05，表 6)。医技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分、抑郁、恐惧与应对方式总分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P < 0.05)，神经衰弱与应对方式总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P < 0.05)，强迫-焦虑、疑病仅与消极应对正相关(P < 0.05，表 7)。

3 讨论 3.1 定点医院医技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面临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人们常会出现各种心理应激反应，而作为奋战在救治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医务人员，即使采取了适当的防护措施，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14]。本研究结果显示，定点医院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估总分及恐惧、疑病两个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医技人员心理评分较高，且其恐惧、疑病维度最为突出。医技人员中34人(22.5%)为检验科工作人员，工作中可能会直接和(或)间接接触核酸检测标本，致使感染风险和心理压力增加。分析医技人员恐惧的各项因子“担心自己和家人被感染”比例最高达136人(90.07%)，说明大部分医技人员存在心理应激反应，恐惧心理最为突出，这些心理反应会直接影响医技人员在临床工作中的状态，对自身及患者的安全造成隐患。

3.2 社会支持对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应激起保护作用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应对压力的重要资源，在应激反应中可起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15]。本研究结果显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与SSRS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P < 0.05)，即社会支持总分越低，心理总分越高，表明医务人员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反之医务人员获得较高社会支持能缓冲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产生的心理应激，起保护作用。定点医院医务人员总体社会支持状况呈较高水平，其中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均高于贺斌等^[16]在医务人员中开展的调查。但定点医院医技人员客观支持得分较低，而社会支持中客观支持的来源主要来源包括：家人、朋友、亲戚、工作单位等，这可能与医院更多关注临床一线医护人员有关。因此, 社会、医院、家庭要通力合作, 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提供社会支持，同时对抗击疫情同等重要的医技人员给予同等的关注。

3.3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紧密相关

既往研究^[17]发现，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与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紧密相关。应对方式所包括的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是相对的，不一定积极应对方式就一定产生积极效果，或者消极应对方式就产生消极后果，甚至在特殊情景下消极应对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心身崩溃^{[13, 18]}。本研究结果显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容易出现恐惧、神经衰弱、抑郁等心理问题，且心理评分与消极应对正相关。因此心理问题越严重越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分各维度与消极应对的相关性由高到低依次是神经衰弱、抑郁、恐惧强迫-焦虑、疑病。定点医务人员最常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为“自己安慰自己”，达985人(77.742%)，这与解亚宁^[13]的研究结果一致。但“自己安慰自己”虽被归为消极应对，却有缓解挫折打击的作用。不同应对方式，在不同时间和情景，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由于传播迅速广泛, 传染性强, 人群普遍易感，尚无特异性治疗, 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是本次抗击疫情的主战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群体，在各类防护物资紧缺、报道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数持续增加的情况下, 研究医务人员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心理应激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 有助于掌握医务人员的心理变化规律, 为制定早期、主动、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19]。但本研究目前仅在一所定点医院展开调查，样本获得未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果的代表性。